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受监察委员会监督的机构不应包括同级人大，但监督的人员应包括在人大履行公职的人员。

因为即便可通过一时的删帖、禁言实现闭塞言路之目的。政府失语：维稳式的舆情管理 在大贤村洪灾事件当中，邢台官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的状态：在洪灾发生两天半后才发布消息，到第三天凌晨才就洪灾原因作出解释。

再者，舆论引导还须适度，避免出现矫枉过正以及让公众反感的情况。其实早在7月21日，便有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布了关于邢台洪灾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其一，舆论的适当引导。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在舆论引导层面仍有较大欠缺。同时，纷繁复杂的谣言，尤其是有意抹黑政府的谣言，更是让民众的愤怒高涨。

在面对涉及公共事件的舆论时，为何采取维稳式的舆情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维稳压力。例如在2013年昆明市反对PX项目事件当中，昆明市委便发出通知，要求昆明市各高等学校老师、学生和职工不要提及PX项目，不通过网络手段转发、传播相关内容，不在公众场合发表相关言论等等。本文就试图以苏联为例来深入探讨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

但到了1970年代初，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以来的反对改革和公开镇压的做法，使得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锐挫望绝。所谓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假设文化规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纾解怨气的长效出气机制，那么，这股不断积蓄的巨大能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产生强度之大孰难预料的悖反效应（见图1）。因此，假设文化规制者硬要通过批判和压服强求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目标，结果就是：从表面看，意识形态貌似纯洁，言论观点高度一致。第二，文化规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由规制者承担，收益却由全社会共享。

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云亦云、装痴扮傻、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对于文化规制者而言，无论是强化规制，还是放松规制，都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参会代表中约87%的人都是苏联共产党员[26]138。执政当局必须制定合适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给人们提供明确的预期和消化的时间，并且以足够大的魄力稳步推进文化规制改革，这样才能在尽量减少文化规制改革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将文化规制改革推向前进故而，结合我国实际，此次若修宪当遵循以下三原则：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何时修宪：尚待改革经验成熟之后诚如上述，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走的是一条探索型道路。

作为重大政治改革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样需要做到于法有据、依法进行。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国家监督监察权的重新配置，由于权力的配置须仰仗宪法为其提供正当性基础，如此一来，宪法的适时修改便成了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得以实质性推进的前提。此种叠床架屋式的监督权配置模式，在实践中的弊病日渐显现：监督力量分散、监督存在盲区、监督衔接不足等。如何修宪：监督权配置模式的调整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府两院的宪制结构之下，国家监督监察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师出多门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府内部的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需要整合的机构主要有：政府内部的审计部门、监察部门，检察院内部的反贪腐部门。而在改革所依据的诸多法律当中，最为根本的便是宪法，于此层面而言，宪法的适时修改也是改革于法有据的必然要求。

同时，《试点方案》提出的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也要求《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以便经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案件得以有效进入刑事诉讼等司法程序。即监察权升格为独立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第三权，其行使亦具有独立性。

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样如此。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试点方案》才提出了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的改革思路。然宪法修改兹事体大，须慎之又慎，切不可率尔操觚。因为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第二，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及其与上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当多的改革走的大多都是所谓的探索型改革之路：改革者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方法论，以试错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当某项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便对法律进行相应的立改废，以法律的形式对此成果予以确认，进而推及到更广的范围。

通俗而言，此前我们熟悉的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结构将可能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的新结构。具体来说，在中央层面，可由全国人大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

在改革尚处于谋篇布局之时，可先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的授权决定，赋予相关试点省市必要的权力，并可对改革的内容进行相对宏观的规定。相应地，在《宪法》第101条中增加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且有权罢免地方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规定。

根据《试点方案》的内容，省（市）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再次，改革成果需经法律予以固化。

二是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国家监察法》。通常来说，宪法规定的乃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事项，当此类事项发生变动之时，宪法也应当作出相应的修改。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走的乃是探索型道路，诚如《试点方案》所指出的那般：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如此一来，在宪法修改之前，为避免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存在法律风险，且使得改革的推进有章可循。

此外，监督权配置模式的调整，除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需要作出修改之外，其他法律同样需要进行相应的立改废。以及《宪法》第67条第6项，于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中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

第三，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以及现有机构与职能的整合。其次， 凡属重大改革皆须于法有据，现今已成为改革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

为保障监察职权的独立行使，避免受地方因素的干扰，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实现垂直领导的体制，其负责人由同级人大根据上级监察委员会的提名进行决定。由此可见，改革者的想法是将监察委员会作为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其行使的国家监察权亦将与既有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居于并列地位。

二是检察院内部的监督监督职能，主要是指检察院的反腐败职能。对此内容，宪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宪法》第62、63、67、80、86、91、109条，需要删去其中关于政府审计机关的规定。对于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机构设置、职权范围等内容，可规定在《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当中。如前所述，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现监督监察机构与职能的整合。

具体到现行《宪法》的文本，需要作修改的有：在《宪法》第62条，增加一项全国人大的职权，即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这一准则要求实现立法与改革的有效衔接。

在探索型改革当中，改革者在经过多次试错后开始总结成败得失，然后将有益经验推及全国，若此经验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预期效果，则由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如上所述，监察委员会应由同级人大产生。

因此，对于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而言，同样需待先行试点工作已稳步推进，且经验具有可复制性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宪法和法律的修改。然而，探索型改革蕴含着先变革后变法的逻辑，这使得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变革，即在改革成果为法律确认之前，改革有可能是处于法律的范围之外的，易言之，如此改革或多或少具有违背法律条文的成分。